人工关节，中美之间的一个好故事原创周毅、周远方观察者网
中国骨科这么多年来，自主研发被困何处？美国骨科泰斗功成名就之后，为何每年来中国寻找答案？带量采购这样的猛药，到底要解决什么沉疴，又会让行业付出什么代价？耐心读完这个故事，很多人或许能找到答案。
?采访/观察者网周毅、周远方编辑/周远方
年的秋天，正在发生一件在未来可能跟很多人的后半生息息相关的事情。
9月14日，人工关节高值耗材的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继冠脉支架带量采购带来90%以上的降幅之后，人工关节带量采购平均降价82%，成为国家带量集采高值医用耗材的“第二枪”。
目前，我国约有1.2亿人患有关节炎，60岁以上的老人中，有55%患有该病。-年，50/60后两次婴儿潮将叠加进入65岁，老龄化的进程会导致这一数字迅速增加。本次集采的成果，将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
人工关节置换术，是目前已知的最有效外科治疗手段，但手术覆盖率方面，中美之间差距巨大。年，中国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植入率3.5例/万人，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植入率1.87例/万人，远低于美国年所达到的11.64例/万人和21.35例/万人的比例水平。
一边是迅速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的医保基金却可能无力覆盖这部分增量支出。人口预测数据显示，如果依据年的基本医保制度测算，在年，医保基金当年结存将首次出现缺口，到年累计结存将首次出现缺口。
这不单是中国将面临的考验，更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美国是全球医疗科研标杆，同时也是医疗花销最高的国家，负担沉重，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高达18%，其公共医保覆盖率却只有16.3%，公共医疗体系广受诟病。
向西看不到标准答案，这让中国不得不探索更适合自己的道路。带量采购，就是自年新医保局成立后加速推进的一剂政策猛药，它的设计是“以量换价”，政府在招标时候就承诺产品的销量，帮助企业极限压缩渠道成本，换取企业远低于原先市场价格的报价。
82%的降价当然有利于减轻医保压力，但企业无疑面临洗牌，若丢标，意味着一夜之间失去了几个省医院市场。有能力医院和海外市场转移，而大部分的初创公司只能逐渐凋零甚至死亡。
招标文件规定，A组10家主流品牌，会有2个品牌被淘汰出局，国产关节巨头之一的春立医疗刚刚遭遇丢标，公司立刻召开投资人和分析师会议，说明应变战略。中小企业组B组更加残酷，规定丢标率30%左右。
本次招标前后，观察者网多次走访被分在B组的宽岳医疗，以此作为切口，观察和记录中国骨科行业多年来的曲折发展，以及一家初创企业在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
中国骨科这么多年来，自主研发被困何处？美国骨科泰斗功成名就之后，为何每年来中国寻找答案？带量采购这样的猛药，到底要解决什么沉疴，又会让行业付出什么代价？耐心读完这个故事，很多人或许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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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年来，很多省级招标和带量采购，都是进口和进口比，国产和国产比，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初见宽岳医疗创始人兼CEO王俊文，是在8月初，当时正在忙着准备投标的她信心满满，“规则上的竞争隔离使得国产品牌在招标或集采时很难给进口品牌带来价格冲击，逼迫进口品牌进行降价。这次的国家带量采购，某种意义上就给国产公司一个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以同样的价格与外国品牌比拼质量和服务。”
宽岳医疗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在本次竞标中被分在B组，初见王俊文时，她信心十足，“名门正派”的行业出身、多年扎实的努力深耕、以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缘巧遇让她和伙伴的创业显得与众不同。
宽岳医疗创始人兼CEO王俊文
时间稍稍回拨，王俊文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的ELIBROAD商学院，职业生涯起步于强生骨科，在印第安纳州的“世界骨科之都”华沙镇和业务大区澳大利亚分别工作1年多后，她被派回中国独当一面。
当时她已经意识到，中国骨科巨大的市场空间、低廉的人力成本、完整的工业基础、宽松的监管环境，已经组成了一幅全球资本眼中的壮美蓝海画面，中国一定会诞生一家新的骨科巨头。
全球资本市场和行业巨头们也是这么想的，年，成立刚满3年的威高骨科与知名进口医疗器械品牌美敦力合资，共建美敦力威高骨科，拿下美敦力相关产品销售权后，转身奔赴港股市场。当时与威高、创生一起并称“骨科三大家”的中国的本土脊柱创伤公司康辉医疗扎根常州，年，投资方IDG资本荣誉合伙人章苏阳正筹划公司赴美上市，需要寻找一位拥有海外背景的合适CFO。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今年带量采购中的A组主角们，春立医疗、爱康医疗、大博医疗，都先后在这一年A股上市，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准备向技术水平更高的领域加速突破，从模仿外资向引领行业方向发展。
王俊文与章苏阳的面试对话是这样的：
“Sarah（王俊文），你在强生是重点培养对象，自身条件这么好，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想跑到常州这个地方来”，章苏阳问。
“我觉得未来很有机会出现一个中国的强生公司”，王俊文回答，“强生在美国是非常受尊重的公司，也是百年老店，有着非常注重产品品质和病患的文化，中国那么大的市场，一定也能孕育出这样的公司。”
“你有这个想法很好，但最后不一定能够实现”，章苏阳说。
王俊文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句话的意思。
“没事我们先干起来”，这是两人的共识。
年，进口产品占我国关节类植入医械市场份额的73.27%（图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就这样，王俊文入职康辉医疗，担任CFO。
然而，康辉医疗提供的办公条件，令海归的王俊文感到多少有些意外：配的办公桌，有碗口那么大一个洞，上面掉着墙皮，厕所里是没有马桶的……
不过，成本控制嘛，王俊文可以理解，在她和很多其他外企背景的管理层的共同努力下，康辉交出了漂亮的增长数据，公司用了大约1年时间，如愿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在美国主板上市的第一家，也是至今唯一一家中国的骨科公司。
上市两年之后，全球最大的医疗器械巨头美敦力来敲门，这是资本市场的正常套路：对美敦力这样的市场头部公司来说，收购康辉一举多得：一是能够获得迅速增长的中国市场的入场券，直接进入更下沉的市场；二是把康辉作为美敦力低端品牌的载体，转移一些非核心技术继续产生市场效益；三是能够直接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和康辉建设起来的供应链。对康辉来说，领投的IDG和跟投的一众美元基金在入局伊始就在考虑退出，能够以8亿多美元卖给美敦力这样的巨头，已是超额完成目标。
年8月12日，美国媒体报道康辉医疗上市
骨科虽然客观上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行业，但是双方的首要目标，都不是为中国培养一个“强生”。
“后来我才明白当初章总说的是什么意思，公司迟早是要被卖掉的”，王俊文说，“当然我觉得这也很合理，但从内心来讲有点可惜。我觉得太早了，我们还在很高速的成长阶段……”
王俊文一个人的反对当然不会改变什么，康辉原本迅猛的上升势头就此戛然而止，“三大”中的创生也有类似际遇，“威高本来也差点被卖掉，但由于种种巧合没有卖成”，王俊文说，这成了三者命运的分野，威高如今还是国产骨科企业里举足轻重的角色，康辉和创生却都稍显平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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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潜在竞争者要么打压，要么收购，这是医疗行业巨头和资本的共同利益，但在内部，这对couple也并非水乳交融。
彼时的宽岳还想不到，站在骨科行业顶点的美国大牛，竟然同样会被资本利益压抑梦想。
马克凯斯特博士（MarkKester）是膝关节单半径技术的发明者和理论奠基人。基于这一理论，美国史赛克公司开发出两代关节产品，其中旗舰膝关节产品Triathlon系统是全球目前植入量最大的膝关节假体系统之一。
凯斯特博士也因此成为史赛克最核心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当然也实现了财富自由。但是，一位好的设计师，永远对自己的产品追求完美。在这款产品面世之后，他又通过与全球各地的医生沟通，积累了很多新的改进想法，希望能够继续研发下一代升级产品，造福更多的病人。
年9月，媒体报道史赛克发布王牌膝关节产品Triathlon系统
但对史赛克这样的成熟上市公司来说，当一款产品在美国、西欧、日本这些主要市场上成为销量冠军，并且一段时间内看不到挑战者的时候，资本方就会失去投入更多研发成本去改进这款产品的动力。因为开发新产品意味着巨额的研发投入，需要把老产品慢慢淘汰，同时面临新产品技术路线和市场接受度的双重风险。新产品可能不一定把竞争对手干掉，但先把自己的畅销产品干掉了，对一家已经获得市场成功的公司来说，这是很难下决心的。
对凯斯特博士来说，个人财富的目标早已实现，或者说这只是他更高层次追求的副产品，他更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够变成真实的产品造福大众，而不是发表一份文章或研讨会上的一次PPT演讲后就被束之高阁；而对资本来说，与技术的结盟是有限度的，永远是到经济利益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为止。
所以，凯斯特博士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寻找下一家能够把自己的产品设计理念商业化的公司。
当王俊文再次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快就引起他的注意。
马克凯斯特博士（MarkK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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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年，刚刚实现财富自由的王俊文，还是念念不忘要打造一家“中国强生”的梦想。
宽岳医疗就这样诞生了。
“自主研发，做自己的公司”，她当时想着，“多少钱咱都不卖”。
但考虑到人工关节领域的特殊性，对中企来说，这几乎是“missionimpossible”。
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民营骨科器械公司们，确实已经开始研发和销售一些关节产品，但是，技术研发自有规律，整个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的论证，从实验室数据，实体实验数据，再到临床数据，直到最后产品定型，形成一个成熟的可靠性非常好的产品，才能到市场上去销售。
更重要的是，像迈瑞、东软等优秀中国企业在其他医疗设备领域过去走过的路子，在人工关节产品上是走不通的。
迈瑞从监护仪起家，东软集团年研发中国第一台CT设备，他们都是从低端市场做起，以价换量，通过下沉市场一边“农村包围城市”，一边锻炼队伍，一边进行经验和技术积累，逐步向高端发展。
植入人体的人工关节系统
但人工关节不像外部设备，甚至不像同为骨科的脊柱创伤器械，它更像是一个“器官”，植入病人体内后，伴随病人一辈子不再取出，这才是理想状态。这意味着如果研发不过关，不能从一开始就达到很高的质量水平，会对病人和家属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有业内人士指出，品质不过关的产品植入患者体内，可能2-3年以后开始松动，3-5年以后就要重新做一次手术，拿出来翻修（即所谓手术失败）。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工关节的翻修最多只能做一次，因为初次手术是需要截骨头的，翻修还需要截骨头，不可能多次翻修，按照过去的材料学水平，一个关节即使翻修了，最多只能再用10年，病人10年后怎么办？在这个过程中，病人的痛苦，以及相对应的医疗成本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块是看不见的信用成本，一方面，品质不过关的产品在上述使用过程中，积累的信用是负面的，医院由于使用了这些产品，医院的口碑，他们之后就再难接受这个品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研发过程中会“借鉴”一些外国成熟产品的设计，产生巨大的知识产权风险，也让一些使用过这些产品的中国医生在国际交流中抬不起头来。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很多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就支付着这些高昂的“学费”。
宽岳想从一开始就绕开这些坑，“说白了，当时在全中国，找不到符合我们要求的研发人员”。
想来想去，他们决定去美国做研发。
这是前无古人的，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本土的骨科公司去美国建研发中心。
碰壁是当然的，在美国，王俊文和宽岳是名不见经传的nobody，却要信誓旦旦地招募全美最优秀的骨科关节研发工程师，谁认识你呢？
“我们找了4个猎头，花了老鼻子的钱”，王俊文回忆，“确实面试了一些候选人，但绝大部分都是lemon，多是二三流的，为了高薪过来的人，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的志向是和‘四大’竞争，如果从源头研发就不行，怎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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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来得很突然。
美国骨科泰斗罗斯曼教授（Dr.RichardRothman）突然打来电话，表示想见一下王俊文。
这是一位真正的行业大牛，美国年轻医生如果能跟他握一下手，都会觉得荣幸之至。
全美曾经评选过位对人类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医生，他是上榜的唯一一位骨科医生，也是多届美国总统的骨科私人保健医生。
他一生从事过超过次全髋关节和全膝关节置换手术，他参与设计的史赛克Accolade全髋关节置换系统，是史赛克的王牌产品，亦是世界上最著名和应用最广泛的髋关节置换系统之一。
他同时是全球最医院罗斯曼骨科研究所（RothmanOrthopedicInstitute）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医院曾经想送一名优秀临床医生去罗斯曼研究所进修，排队一等就是三年。
美国骨科泰斗罗斯曼教授（Dr.RichardRothman）
罗斯曼教授的邀约让当时的王俊文既荣幸，又惊讶。
多年以后聊起来，才知道是凯斯特博士在行业内消息灵通，跟罗斯曼聊到了这一小群志存高远的中国人。
罗斯曼教授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在见宽岳以前，他已经连续10年，每年都来中国。
这源于教授对一个课题的长期思考：
第一，以新加坡为中心，飞行时长6个小时之内的半径，可以覆盖全球80%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包括中国、日本、印尼、越南、印度等等人口大国，以老龄人口基数而言，世界骨科的中心一定会从欧美移向亚洲，尤其是14亿人口的中国；第二，以中国的市场需求、中国人的勤奋聪明加上工业基础，尤其再加上中国骨科医生的学习能力和迅速积累的手术经验，绝对是未来的骨科大国。
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中国人无比熟悉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这不仅是一个困扰中国人的难题，而且是一个全人类的难题。
英国NHS覆盖面广但资金缺口始终存在，系统低效饱受诟病；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8%，但公共医疗体系始终广受诟病，公共医保覆盖率仅16.3%，商业保险费用高企，试图扩大公共医保范围的奥巴马们屡败屡战。
这甚至不是一个医疗系统的内部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指出，持续上涨的医疗占比，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肌体内部的一个癌症，它的持续长大挤压了帝国肌体的各个正常器官，使得美国的联邦公共部门欲振乏力。就其政治根源，在于美国政治体系中排名第二的游说势力制药业和第一大游说势力金融业中的保险机构，双方共同努力让药价持续升高至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罗斯曼看来，当今美国的骨科四大巨头，虽然品质上有保证，却无法降低价格，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医保体系，能够负担起老龄化带来的巨量关节置换成本，这关乎人类福祉；另一方面，他通过在中国10年的观察，发现中国公司的成本控制做得像犹太人（罗斯曼本人有犹太人血统）一样好，但很少有企业追求品质。
“Value就是一个方程式”，他跟王俊文谈起自己的价值观，“分子是给客户提供的品质，分母是价格，理论上来说，要不断追求降低价格，提高品质，才是一个医疗器械公司的价值。”
但是，现在，终于出现了一家想追求品质的中国公司，或许，这就是罗斯曼对宽岳和王俊文感兴趣的原因。
罗斯曼说，自己没有见过有中国初创企业到美国建研发中心，尤其是，不问什么时候能够挣大钱，不问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美国的注册证，只是说要招一批最优秀的研发工程师，设计出全球最优秀的关节假体。
某种意义上说，罗斯曼到中国，就是想寻找一家注重品质的医疗器械公司，这与宽岳做“骨科强生”的理念和初心完全契合。
“我觉得你们行”，罗斯曼教授对王俊文说，“请接受我的投资”。
罗斯曼教授的决心又反过来影响了凯斯特博士，再次与王俊文长谈4小时后，刚刚50多岁的凯斯特博士决定从史赛克提前退休，加入宽岳。
就这样，两位行业泰斗从山巅一跃而下，登上了宽岳这条小船。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宽岳的初心得到两位大师的共鸣，一方面，是凯斯特博士对于技术无止境的追求；另一方面，罗斯曼教授对于人类人口老龄化的担忧和优质普惠医疗的梦想。
是把医疗作为工具来获取经济利益？还是把经济利益作为阶梯来做好医疗？如果宽岳从一开始就只是追求利润，它载不动这样的情怀。
罗斯曼教授的投资虽然只有万美元，但他和凯斯特博士的名望带来了顶尖的行业资源，宽岳的招聘优中选优，招到的核心团队都是来自强生、史赛克、捷迈的一线研发工程师。
局面一下子被打开了。
资产管理规模超4万亿美元富达资产率先加入，旗下斯道资本和F-PrimeA轮独家领投，并在A+轮和B轮持续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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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医生的支持也顺理成章地到来。
中国医生的参与对宽岳开发适合亚洲病人解剖的关节产品至关重要。以高加索人种的解剖特性为参考进行产品设计，怎么可能适合中国南方身高不到1米5的老太太呢？而制作适合亚洲病人的窄版和小尺寸产品，远非等比例缩小那么简单，整个应力、材料、结构都要做系统性的调整。
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进入中国20多年来，医院的医生都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解剖数据和产品使用经验，他们非常渴望找到一个有新产品研发能力的本土公司，来进行研发合作。
虽然说，所有的全球大型骨科器械公司都有原创研发能力，但这些公司的产品研发几乎不会征询亚洲医师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核心研发人员第一讲英语，第二在美国本土，最多能照顾到一些欧洲医生的需求。而且，他们的研发周期非常长，一般都是5-10年才出一个新品。
这远远跟不上中国医生们的巧手和巧思，他们积累了大量手术经验，医疗水平已是全球顶尖，从实践经验和临床需求中，他们会产生很多临床创新想法，但长期以来，没有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承接。如今，中国自己的研发能力开始崛起，这样的临床需求就成为技术进步的动力。
谈及对“中国关节品牌发展”的期待，医院副院长、关节外科主任，医院骨科及运动健康管理主任吴海山教授表示，我们期待，中国造出来的东西不要被别人一看就说，“这是强生的，这个是牛津的”。我们期待未来中国膝关节产品，在股骨和胫骨的匹配度方面，能够有一些深刻的研究，做出自己的、标志性的、原创的东西。
“中国的品牌未来应该面向全球，更多地出口到俄罗斯、东南亚，甚至像华为一样能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吴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我们曾经问过这些中国最好的骨科医生，为什么跟我们一起做研发合作，得到的答案很有趣”，王俊文说，“过去他们每次出国交流，谈起自己使用的中国品牌时，都或多或少有所顾虑，担心知识产权上可能有瑕疵，万一碰到对方是参与原版产品开发的医生，尴尬几率很大。现在我们的产品已医院做手术，而且完全自研，知识产权上干干净净，大家都有出了口气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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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
对于一个初创公司来说，在销售无法支撑所有支出之前，每一分钱都是紧张的。
而宽岳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和中国两线作战。
企业家永远是乐观的，既然宽岳在美国研发，而且能够凭借完全没有瑕疵的知识产权拿到美国的FDA认证，那自然不应该放弃美国市场的销售。
事实上，宽岳的产品在凯斯特博士的力荐下，经过6个月的严格评审，最终顺利进医院，全美排名第14医院的重要供应商，年7月，宽岳产品在该院的第一台手术顺利完成。
“医院的考虑可能是要引入一条鲶鱼，毕竟我们比美国四大的价格更便宜，在美国市场高度垄断的格局下，院方从经营角度来讲，引入我们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其谈判有利。对我们来说，进入一家医院，对自身推广也非常有价值”，王俊文介绍。
同时，宽岳是一家中国公司，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巨大，而且正在飞速增长的市场，宽岳的产品也已经进医院。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骨科第一大和第二大市场，两个市场都需要投入资源培育，尽管宽岳和罗斯曼教授都有着强烈的控制成本的意识，但客观上，宽岳是冲着行业顶级去的，这意味着许多活动从一开始就必须做到顶级，对一个初创公司来说，战线拉得有点太长了。
“从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A轮融资就花得差不多了”，王俊文回忆，“我们开始去寻求A+轮融资。”
而年，却是一个资本寒冬。
当年3月， 正式开打；4月，超重磅监管文件《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落地，刚性兑付被打破、非标投资被规范、通道业务被抑制、杠杆水平被压下、套利空间被消除一时间，从债券市场到二级市场，资本链条一环接一环出现风险。再加上医药行业这一年开始加速推进的带量采购政策，整个医疗行业的投资逻辑被颠覆。
“本来好不容易已经谈好的投资方，几乎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投我们了”，王俊文回忆，“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前方打着仗，还是跨太平洋的两线作战，突然后方说，断粮了，这是怎样一种绝望？”
年的春节，雪压冬云，对王俊文来说，期盼已久的补给没有了，下一轮融资至少要6-9个月才能启动。
如何分配最后的弹药，坚持到援军的到来？生死攸关。
宽岳内部有人建议，收缩战线，停止两线作战，集中精力在中国市场，“我们当时是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这种选择的，但我最后还是下决心，保留在美国的研发部门”，王俊文说，这是宽岳的基因，逆水行舟，如果没有领先的研发，没有在全球最大、技术最领先的美国市场的战略布局，它很可能像当年的康辉那样，很快泯然众人。
虽然短期内的确能节约大量现金流，但是有些阵地，你撤下去，想再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王俊文说，“我们的摊子都铺开了，找到了美国最一流的研发人员，听取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的临床意见，甚至递交了FDA的注册申请，研发进行到一半，我们告诉他们，要砍掉研发部门，要在美国要战略收缩？我们以后怎么还可能回来呢？谁会再相信你呢？”
最后，王俊文决定，保留美国的研发部门，但砍掉两个研发办公室之一，在加州的髋关节研发办公室。
与加州团队负责人告别的时候，他们在一家日本小酒馆，喝了一夜。
年一整年，王俊文不是在“找钱”，就是在“找钱”的路上，“我现在对宽岳能够实现梦想无比坚信，因为当时我跟各种投资人讲宽岳的故事，讲了多遍”，她开玩笑说，“有时候，我都分不清哪些是梦想，哪些是我们已经做到的事情”。
在几乎一整年的煎熬之后，转机反而来得很干脆，年年底，国资背景的无锡金投作为白衣骑士翩翩而来，用A+轮融资，将宽岳作为医疗器械创新公司引入锡东新城商务区。
突如其来的幸福甚至一度让王俊文有点不敢相信，年春节的时候，她还在担心爆发的新冠疫情会让一切努力再次化为泡影。好在，1.5亿资金如期到位，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内国内医疗器械领域完成的最大单笔人民币融资。
接下来是今年4月，获得B轮融资的认可。“A轮往往都是企业讲故事，投资人买单；C轮是企业已经蓬勃发展，投资人再来添一把油；而B轮一般是最关键的一轮，飞机已经造好，在这个阶段要证明你是不是能飞起来”，王俊文说道。
B轮的领投是华泰紫金，董事长曹群表示，宽岳虽然成立时间不久，但产品质量可与国际品牌对标，多款产品获得FDA认证。宽岳产品不仅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实现了销售，且在美国市场也实现了销售，在骨科集采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同时公司在新型材料、数字化骨科研发方面也进行了相对较为完备的布局。
“同时我也想提一下农业银行”，王俊文说，农行作为国有四大行之一，一直在寻求突破传统的信贷风控模式，如何避免资本的“晴天送伞，雨天收伞”，如何确保资金被配置到最合适的实体行业，送到做实事的企业家手中，是国有资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农业银行苏州分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黄蔚表示，“农银投资本次对宽岳骨科的投资，系全国农行系统内首次在信贷客户合作关系中嵌入可认股安排，是农银在扶持科创类拟上市企业发展的积极尝试。”
“农银对我们股权投资后，现在宽岳的董事会成员中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银行家协助我们进行企业内部的资本结构优化和风险控制，对我们帮助很大”，王俊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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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似乎很喜欢开玩笑。
正当宽岳终于历尽艰险、排除万难，准备以自身“高质量+低成本”优势在带量采购的新格局中大干一场的时候，9月14日的开标结果揭晓。
宽岳的膝关节，丢标了。
当笔者得知这一消息，致电王俊文时，电话那头的声音稍有些不冷静。
“今天的报价非常激进，我们认为，很可能已经伤及行业根本了。A组的报价可能还比较理性，因为这些大公司都要仔细斟酌自己今后的战略。但我们所在的B组，有些公司甚至报出了多元的价格，他们一年全国手术量可能只有个位数，这样的中标价格完全没有意义。”
“一定程度上，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她说，“因为制度设计，只有一次投标机会，如果我以成本+合理利润报价，别人会不会报得比我低？别人会不会硬抗两年亏损抢占市场份额？从现实来看，确实出现了非理性的报价。”
不过，宽岳迅速展示了作为一家中国市场上的创新型企业的应变、决策和执行的能力。仅仅过了7天，王俊文再次致电笔者，“我们即将完成一桩关键并购，这是一家中标公司，双方发现在产品线上有巨大的互补，在带量采购格局下的强强联合，能够为双方带来效率最大化”。
宽岳的新伙伴是成立于年的晟实医疗，这是一家国内最早经营定制型人工关节和形状记忆合金骨科内固定产品的公司，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的长期产业合作伙伴。
戴院士是我国著名骨科学、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他长期致力于骨科临床和基础研究，特别重视医学与工程科学、生物科学的交叉研究，通过医工结合，在发展我国人工关节、生物材料、骨再生与修复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戴尅戎院士（左一）
广义上的“医工结合”或许正是“带量采购”政策的题中之意，医疗本身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性，当医疗与中国的工业基础结合，尤其是与今天正在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或许会更接近罗斯曼教授一生追求的“价值公式”的答案。
“我们认为，今天人工关节带量采购的政策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它的力度偏大了一点，但它确实达到了搅动既有格局，提高行业集中度的效果，宽岳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被打倒，反而收获了优质的合作伙伴”，王俊文说，“能够适应变化，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我们仍然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王俊文说，“在中国市场，我们已经接上了一条腿；在海外市场，宽岳获得自身营收的40%，在美国这个全球标杆市场已经站稳脚跟，进入亚太、拉美、欧洲市场会更加容易。骨科医疗器械行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我们希望融入国家的‘双循环’政策，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源和条件，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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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罗斯曼教授和凯斯特博士的珍贵影像。
罗斯曼教授在年因脑肿瘤手术失败，不幸去世，享年82岁。
“在去世前，罗斯曼教授本来要来中国参加学术活动，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王俊文回忆，“但他跟我们说，要动一个‘小手术’，没想到没有醒来”。
王俊文说，“罗斯曼教授是我们的偶像，他80岁还在做手术，几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得知自己罹患脑肿瘤的时候，选择了有风险但有可能治愈的治疗方式，希望治愈后能继续工作，而不愿意保守治疗，在病榻上慢慢死去。”
“这是罗斯曼教授给我们最后的礼物，人类面对疾病和困难的时候，应该拿出积极的态度，设法去战胜它”，王俊文说，“这也是医学的本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是没有国界的”。
（完）
参考资料：
赛柏蓝器械：深度解析｜骨科集采三大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