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腐败：熟人社会，利益均沾形成联盟
中央三令五申，地方也开始相继动作。“拍蝇”能否扑实，关键在压力传导到位；而“拍蝇”成效如何，则需得百姓来评。由此，基层反腐正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廉*瞭望封面图 原标题：基层反腐新常态 策划人：舒炜 当前反腐有种观点是 老虎 应声而落， 苍蝇 仍然乱飞。究其原因，不外乎于反腐压力传导未到最基层，随着国家对于基层的投入逐渐增大， 苍蝇们 手中掌握资源逐渐增多，加之廉*意识淡薄，难以抵御住诱惑，且对其监督的力量也没有完全施展到位，有的 苍蝇 甚至逐渐变成 虎蝇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群众身边的腐败 并非和基层腐败划等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基层腐败。中央三令五申，地方也开始相继动作。 拍蝇 能否扑实，关键在压力传导到位；而 拍蝇 成效如何，则需得百姓来评。由此，基层反腐正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在媒体曝光的村级腐败中，抱团腐败屡见不鲜。村干部之间往往关系复杂，利益纠葛难解，为这些窝案串案提供了温床。从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案件查处中， 一个萝卜带出一堆泥 的情况时有发生。 县纪委眼中的基层腐败文_本刊龚斯宇 近年来， 苍蝇腐败 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不少基层干部贪腐窝案串案频发， 雁过拔毛 小官巨腐 现象时有所闻。
苍蝇腐败 有时也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但更多时候， 拍苍蝇 并不能像 打老虎 那样引起强烈和持续的关注，基层干部受反腐的普遍冲击并不广泛，官场风气也有待改善。 各地县级纪委对基层腐败有着最直观的体会和认识。 好查，也不好查。 在谈起自己经手过的案子时，一名县纪委人士告诉。 反腐压力传导呈递减趋势 在县级纪委所查办的案件中，金额虽然相对较小一点，但大多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来看，村级腐败大多涉案金额不大，但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四川省蓬溪县纪委常委、县监察局副局长黎志刚表示，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大多手法相对简单，因此他们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被察觉 来自农民的举报和信访，是村干部问题线索的主要来源。
在鸡脚杆上剐油。 在谈到对村级腐败的印象时，黎志刚说。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他下意识蹦出一句 土话 ，但他坚持认为这是最贴切的形容。 在蓬溪县常乐镇智慧村，今年就查处了三个 在鸡脚杆上剐油 的村干部。说到三人联手 剐油 的事，尽管显得琐碎，但都可被视作一类负面典型 私吞项目结余资金、虚报假账、截留灾后重建补助等等。 几年时间里，智慧村村支书唐道全、主任李德轩、文书胡年建多次想方设法私分一些款项，每次数额不过几千元。
比如2013年和2014年这两年，这几个人就用相同的手法私分了两次修建村级公路的结余款。 蓬溪县纪委纪检二室主任肖通腾介绍道，由于智慧村经费不足，便组织村里的低保户参加义务劳动，维护村级公路 而不愿出工或无力劳动的，就要每年向村上缴纳100元的费用。连续两年，三人都将这笔钱的剩余资金给私分了。前后两次加起来，每人所得不过1000多元。 一名反腐专家告诉，从实际情况来看，反腐的压力传导到基层有减弱的趋势，再加上农村人情文化浓郁、乡土观念牢固，导致少数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家长式作风严重，长期骄横跋扈、为所欲为。 地方反腐的一大障碍是人情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消息都更容易走漏，即使上级派去巡视组，也很难得到多少有效的反腐信息。 这名专家分析道。
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 2014年8月，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的一名村干部在因贪污公款被查后，就反问了这么一句，引发舆论关注。 多名县纪委人士向表示，这种心态非常普遍。 一些人甚至以为案发的时候把钱 还回去 就不算违纪违法了。 一名县纪委人士说，不少问题村官都是在事发的时候才回过神来，知道 事闹大了 。 难破利益联盟 村干部之间，往往关系复杂，利益纠葛难解，为这些窝案串案提供了温床。从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案件查处中， 一个萝卜带出一堆泥 的情况时有发生。 从各地纪委通报的基层腐败情况来看，抱团腐败也比较普遍。2013年，郭仲强在卸任广东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宫花村支书一年后，向省纪委举报自己任期内牵涉其中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郭联合自己的助理张连合，挪用该村集体资金1131万元用以偿还赌债。而兼任宫花经济发展公司经理的张连合，则伙同公司财务马雪梅，共同侵吞宫花村土地补偿款7249万元。 2012年，广东申通物流有限公司为顺利租到土地，向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4个村29名村干部行贿1600万元。受贿干部囊括几个村 两委 成员、经联社社长甚至片长。与投资人签订用地协议的时候，4个村均没有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仅有村委会委员签字同意。这一事件曝光后，曾被媒体称作 碉堡式受贿 ，再次引起多方对农村集体腐败的思考和审视。 又比如，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5个行*村腐败 窝案 ，共查处21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8人。5个村的主要村干部均涉案，其中3个村的所有村干部涉案，全部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基层都是熟人社会，一旦发生腐败，往往是知情人利益均沾，形成利益联盟。 一名县纪委副书记表示，基层腐败往往是以窝案、串案的形式爆发。 另外，按照现在的干部制度，地方党委一把手大部分是外地空降的。本地的干部往往有雄厚的社会资本、人情纽带，在实际中就可能出现外地干部向本地干部妥协的情况，不去干预本地的人情往来，这样就给抱团腐败预留了空间。
多地县纪委的干部都向表达了对于基层窝案串案的忧虑，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个别村子甚至可能出现 无人可用 的情况，但不能因为 无人可用 就不办案。 2014年，汉源县纪委接到举报称，料林乡马落村新修的通村公路质量极差，村中怨声载道。 交通局拨付的100万工程款都用到哪里去了？ 质疑声不断，通村公路却还是老样子。 在查案过程中，一个细节让汉源县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匡崇健印象深刻。 面对调查，村主任宋邦顺先是拿了一本假账来应付我们，直到后来检察院立案前，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交出了真账。 后经查明，宋邦顺和村支书张立华不仅分4次收受修路工程承包商的现金各8000元，还将交通局拨付的工程款中的3万多元用于私人消费。
宋邦顺觉得，既然是两个人一起犯的事，让他一个人做假账担责，他怎么也沉不住气了。 匡崇健分析说，在基层的联合腐败案件中，利益的冲突也常常成为案件查办的突破点。
村干部的问题被查处之后，修路的事也陆续得到解决。可想而知，如果不把这些 苍蝇 揪出来，老百姓抱怨的声音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匡崇健感慨地说。 公开不够群众监督难
村级腐败能够发生，还要依赖那些 管账本的 和 管印章的 ，往往也就是充当会计角色的村文书。从查处的窝案串案来看，他们往往都牵涉其中，给腐败 铺路 。 一名县纪委人士告诉，村级财务不公开、不规范给村干部的腐败留下了很大空间。
群众监督在基层常常难度较大，村务公开程度不容乐观，大多是简单把公告粘贴上墙。一来监督制度经常形同虚设，比如村民大会、一事一议等成了 过场 ，而一些群众由于害怕打击报复，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缺乏参与监督的热情。 上述反腐专家表示。
尤其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腐败更容易发生。 说着，黎志刚回想起2013年处理的一个案件。一天，在商量报账事宜的时候，常乐镇万寿村的村支书蒋夕成、主任李明春、文书邓全兴决定在村民公路的集资款中虚列支出3.7万元 其中2.7万元作为协调公路指标的费用，剩下1万元由三人私分。 不久后，三人便组织万寿村在家的党员和部分群众代表开会，需要在村上公路的集资款中报销3.7万元，作为协调费用。当时，出于对李明春的信任，参会村民表示同意报销这笔钱。2013年5月，李明春伪造了一张来自施工方的收条后，三人将其上交给常乐镇的 村账镇管 办公室入账进行了报销。
现在的村级财务监管确实存在漏洞，在一定程度上给村级腐败开了 绿灯 。 蓬溪县纪委教育研究室主任李荣中透露，通过调查发现，村级财务核算形同虚设、资金管理漏洞百出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财务监管本来讲究的是日清月结，但有的村却是半年或一年才做一次账，甚至还有长期不做账的村，所有原始凭证各人用报纸一包丢在一旁，成了名副其实的 包包账 。
在见到这么多不规范村级账目带来的后果之后，村财乡管制度的执行力度也越来越大。 匡崇健补充说，希望借由这类制度的完善来缩小村官腐败的空间。 下查一级模式乡镇遇阻 在不少县纪委干部眼里，乡镇纪委的作用发挥不够，也成了一个 老大难 问题。 一方面，乡镇纪委人员业务水平有限，精力也有限，在查案方面会显得 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乡镇上也经常要依靠村上的力量，这就让乡镇纪委的积极性也大为降低。 一名县纪委人士告诉。 甚至，乡镇和村串通、包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我们查处的一些基层腐败中，都能看到乡镇给贪腐的村干部 放行 的影子。 上述纪委人士说。 曾有媒体报道，宜宾县某乡镇纪委由于怕影响与村干部的关系，担心年终考核受影响，全年没有查办一起案件。县纪委对相关人员约谈时，他信誓旦旦地说： 我乡挖地三尺也发现不了问题。 结果县纪委用半年时间，便在乡里查办了3起村干部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 一些乡镇干部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村干部一起腐败。2011年，汉源县河西乡龙塘村实施堰塘工程和道路硬化工程，乡*府水利员*曰清在当时担任两个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的成员，便利用职务之便，伙同龙塘村支书丁勇和副主任罗德平，采取伪造报账单据、虚列开支等手段到河西乡*府报账。除去工程的实际支出，三人虚报冒领工程款项19万多元 他们将部分钱用于支付村集体债务、其他工资、集体开支后，最后剩余款项11万元由三人私分。
以前的乡镇片区纪工委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来各个片区纪工委的位置相对比较独立、超脱，不存在同体监督的问题，二来片区纪工委办案比较专业，一举解决了乡镇纪委存在的问题。 某县纪委干部分析称， 这个制度被撤销后，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中让乡镇纪委发挥更大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按理说一个村的权力也就那么点大，但就拿村里的 两委 成员来说吧，却常常斗得厉害。村里的话语权有时并不一定在村支书那里，有可能是村主任，甚至可能是文书，这全在于个人的能力、背景和手腕，但不论是谁主事，倘若缺失了敬畏意识，就很难抵御住突然增大的权力诱惑和日益膨胀的心态。